以基准模型为基础，在( 1) —( 4) 列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地区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以及控制变量的不同组合情况，在( 5) 列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表 2 中( 1) —( 4)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Postt* Ｒeformr * Pollutedj 的系数大多在 1% 水平上正向显著。添加企业固定效应后，第( 5)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非常稳健，在 1% 水平上正向显著。 这意味着环境保护税改革( environmental tax reform，ETＲ) 对应税污染物征收标准提高地区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激励作用，验证了波特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

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能够产生创新弥补，提高企业绩效。在环保税改革实施后，相较对照组，实验组地区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占比明显增加。这是否验证了波特假说，即环境规制产生了对绿色创新的“杠杆效应”，意味着市场型环境规制带来了激励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压力，使企业进一步加大投资和研发投入，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或者，这也许只是“挤出效应”( Roediger
Schluga，2003; Link，1982) 的结果，即面临更强环境规制时，由于资源有限，企业将既有研发、人力资
等资源进行了重新配置，将研发资源从企业其他技术创新转移到绿色创新。这意味着企业绿色创新增加很可能因增加环境研发投入取消或推迟了其他研发项目，产生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其他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

基于上述两种可能，文章进一步考察环保税改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机制影响，对以下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分别进行回归: 企业创新，采用企业当期申请专利加 1 取对数来表示; 研发投入，采用研发支出/营业收入来表示; 人力资本，采用企业雇佣员工人数的对数来表示; 企业投资，采用固定资产投资率来表示，具体为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而支付的现金/总资产。回归结果见表 3。

在 ETR改革实施后，相较于对照组，实验组企业创新活动、企业投资、研发支出、人力资本均未有显著增加。而企业创新活动主要是依赖内部融资( Hall，2002) 。进一步地，文章考察了改革对企业资源约束的影响，将现金流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研究发现，改革后实验组企业现金流显著下降。这表明环境保护税实施后税率提高地区提高应税污染物排放征收标准，给实验组污染企业带来了现实污染排放成本压力，对其现金流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在制造业整体经营成本高企，营业收入利润率低迷的情况下，面临更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受资源约束难以通过内部融资渠道新增投入推进企业绿色创新活动。这意味着，环境保护税改革短期内对企业现金流产生了负面影响，并未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真正的“杠杆效应”，即企业并不是进一步加大投资，投入研发或利用人力资本推进绿色创新，而是调整了企业研发、人力资本资源的配置，将原有用于企业其他技术创新的研发等资源转移到绿色创新，发生了对既有技术创新的 “挤出效应”。

文章根据污染治理的手段将企业绿色创新划分为两类: 一
是源头管控创新，即从源头减少污染物产生的创新活动，包括提升常规化石能源等利用效率的技术创新活动或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氢能等环境友好能源相关的技术创新活动。二是末端治理创新，即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减少污染物产生但可以在末端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或排放浓度的创新活动，包括用于去除钢铁生产中的废气或粉尘、处理液体污染物的材料、废水卫生设施、用于处理来自燃烧装置的烟雾或烟气的装置等相关的技术创新活动。张将
源头管控绿色创新专利和末端治理绿色创新专利作为绿色创新的代理变量，分别用绿色创新中源头管控绿色专利的占比和末端治理绿色专利的占比来度量，以考察企业绿色创新活动靶向。进一步地，将源头管控创新活动中的新能源如氢能、太阳能的使用相关的技术创新划分为新能源创新，其他非新能源的源头管控创新为其他源头管控创新，即常规能源源头创新。

表 4 展示了回归结果。在 ETR 改革实施后，标准提高地区污染企业的末端治理创新和源头创新均显著提高。但企业在新能源方面的技术创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环保税改革主要激励了企业提高常规化石能源使用效率的绿色创新活动，这可能与传统能源主导的背景下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有关。

在中国现发展阶段污染物( 包括二氧化碳) 主要源于化石能源的消耗，绿色创新质量对推进绿色发展与实现“碳中和”目标都有重要战略意义。既有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追求“数量”忽
略“质量”的情况( 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 。文章采取发明专利数量来度量企业创新质量，将绿色创新按照专利类型分为实质创新和策略创新，发明专利为实质创新，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为策略创新。用绿色实质创新占比和绿色策略创新占比替代绿色创新占比指标，考察环保税改革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ETR 改革实施后，征收标准提高地区的企业绿色实质创新在 1%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量更高，可以更有效地在较长时间减少污染物排放，并且有助于企业在行业内保持竞争优势。根据利润最大化决策目标，如果实质创新带来的环境规制成本节约与收益大于研发成本的话，
企业就会选择发明专利的研发，实现企业长期利润的最大化( Hering ＆ Poncet，2014) 。因此，面临规制压力，污染企业开展更多含金量更高的绿色实质创新活动可能是更为合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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