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 D-0076 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含撤县设区)
关键词: 县级以上行政区划撤县设区、更名、新设、辖区变更情况
数据编号: 0076
数据名称: 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
数据区间: 1999-2021年
样本数量: 4,299 条
数据来源: 各省统计年鉴
数据说明: 中国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数据记录了全国多达2000个县(或县级市)的经济指标数据,覆盖地域范围广,具体包括变更后地区代码、变更后地区名称、变更时间、变更前地区代码、变更前地区名称、变更原因、辖区范围是否变化等变量。
数据维度: 县域层面
更新时间: 2023年
综合评价: 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对提升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强化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CNDD推出的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数据为提高中国县域经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持。
常用度: ★★★☆ ☆
稀缺度: ★★★★ ☆
新颖度: ★★★★ ☆
总体级别: 11颗星
常用度:是数据市场中需求指标,是指该数据在经济管理类学术论文中使用频率。
稀缺度:是数据市场中供给指标,是指该数据在其他数据库的出现频率。
新颖度:是数据市场中生成指标,是指该数据在生成时方法新颖程度和工作量。
数据概览 :
文献来源 :
钟粤俊,梁超.行政区划调整与企业家时间配置:基于撤县设区的视角[J].财贸经济,2021,42(08):97-112.
文献内容:
企业家才能及其优化配置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撤县设区有利于促进市场一体化、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然而,鲜有研究关注行政体制改革和城市集聚效应对企业家微观经营管理行为的影响。文章研究撤县设区如何影响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并基于民营企业调查数据构造双重差分模型。 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后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动时间增加,公关招待等非生产性活动减少,改革对整个城市范围存在外溢效应;(2)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显著减少了企业的寻租和摊派支出;(3)大城市的改革效应更大,与市中心距离越远的县改区的正向效应越弱,反映出集聚效应的重要性。文章认为符合集聚规律的县改区有助于促进企业家才能向生产经营活动配置。
制度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经历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变化。20 世纪 80 年代撤县设市逐渐兴起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达到顶峰。有学者研究发现撤县设市并未带来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 Fan 等,2012) ,中央也在 1997 年停止了撤县设市改革。但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城市扩张的欲望和动力依然存在,撤县设区成为各级城市缓解土地资源约束、扩大城市边界的重要手段。撤县设区是将地级市管理的县或县级市改为区,最早的撤县设区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但作为政府推动城市化的手段则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撤县设区一般是指直辖市或地级市通过行政手段将其所辖的县调整为市辖区。随着 1997 年撤县设市改革被终止,撤县设区的数量快速上升,并呈现空间分布广的特征,其范围覆盖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时期看,撤县设区存在阶段不平衡推进特征,2000 年之前撤并数量较少,2000 年及之后经历了两波撤并高潮: 第一个快速推进阶段为 2000—2006 年; 第二个快速推进的阶段为 2011—2016 年(见图 1) 。
研究内容:
文章关注民营企业家的时间配置如何受到撤县设区改革的影响。一方面,行政边界弱化,县域得以享受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从而带来市场经济活力,集聚经济下的竞争效应使企业家倾向于增加生产经营活动上的工作时间( Rosenthal 和 Strange,2008; Francis 等, 2016) ; 另一方面,行政管理职能部分上收到市级政府后,弱化原本县级政府与民营企业间的关联,从而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盘剥( Dong 等,2016) ,这种营商环境的改善也会减少民营企业家与当地政府打交道的公关招待等时间配置。
基于此,文章预期撤县设区改革使民营企业家的生产经营活动增加、公关招待时间减少。
研究设计与相关数据应用:
1.样本选择
撤县设区改革需要经历“调研→反馈→方案确定→上报省政府、民政部和国务院批准”四个流程,地区层面渐进式的改革进程使该政策可以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估计。2000—2006 年和 2011 年之后是近些年撤县设区改革比较集中的时期(见图1) ,为排除撤县设市改革的干扰,以及与微观企业数据匹配的需要,1997 年以前和 2011 年之后发生的改革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样本中大部分城市只经历一次撤县设区改革,发生撤县设区的城市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有分布,具有良好的空间代表性。
文章研究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家行为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的识别策略。样本分为处理组( Treatment Group) 与控制组( Control Group) ,文章的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划分包含三类。第一,基于县区层面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将 1997—2010 年发生撤县设区改革县市的企业作为处理组,非改革地市的区县作为控制组,仅考虑改革县和非改革地市县区的识别策略。第二,由于撤县设区改革打破了市区与邻近县之间的行政分割,县市变为市辖区后,地级市政府可以进行统一的城市规划与产业布局,减少行政区间的政府机构摩擦。市辖区和改革县市均直接受撤县设区改革影响,本部分将处理组定义为1997—2010年改革城市的改 革县市和市辖区,非改革城市为控制组,在城市层面进行分析和讨论。第三,考虑改革的外溢效应。在县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县域经济发展受周围市辖区的影响。市辖区获得了撤县设区改革所产生的正向影响,有利于地市更好发展,进而产生改革的外溢效应,影响改革地市的非改革县市。本部分将 1997—2010 年发生撤县设区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样本期内未经历撤县设区的城市视为控制组。文章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Merger 为政策虚拟变量,地区 j 在 1997—2010 年有发生撤县设区的取 1,未发生的取 0。Post为时期虚拟变量,发生改革当年及以后取 1,之前或从未发生的地区取 0。X为一系列企业和 城市特征的控制变量。δ 为城市虚拟变量,σ为年份虚拟变量,ε为误差项。交互项 Merger × Post 是核心解释变量,其系数 β1 反映的是相对于没有发生改革地区的样本,撤县设区地区企业家 时间分配的相对变化。
为保证结果的可靠与稳健,本文采用邻近地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具体而言,DID 设定中处理组仍为那些发生撤县设区改革地区的企业,对照组则选取与改革城市相邻但未发生改革的城市企业样本(即地理上接壤) 。这样做的好处是地理上相邻的地区其自然环境等各方面条件较为相似,可比性更强,使处理组和对照组在可观测的特征上更为相似。后文也采用全样本以及其他匹配方式进行DID 估计进行稳健性检验,比如依据城市经济特征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估计(PSM-DID) 。文章所有回归的标准误均聚类到地区层面。
Time_allocation表示企业家在不同活动中的时间分配,文章重点关注其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时间占比,后文也考察改革对其他非生产性活动时间和企业所面临的摊派等费用影响。以企业主日常经营管理时间占其总活动时间比重衡量企业家的时间配置,企业摊派费用支来自CPES 调查“您企业去年在应付政府部门或社会组织各种摊派的支出”。
实证结果:
首先,第 (1) 列给出改革县 ( 或县级市 ) 作为处理组,非改革城市的其他区县作为控制组,同时控制区县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表明,控制企业家总的可支配时间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分配,经营管理企业的时间比例显著增加 2.5 个百分点。
其次,撤县设区直接影响改革县市和市辖区。第(2) 和(4) 列以改革市辖区和改革县市的企业 作为处理组,以非改革城市企业作为对照组。第(2)列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分配,经营管理企业的时间比例显著增加 4.3 个百分点。第(4)列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企业主在经营管理活动上花费时间的水平值对数,结果显示撤县设区使得企业主经营管理时间增加9.7%(大约是1小时/天,同第(2)列结果类似) 。
最后,考虑撤县设区改革的外溢效应影响。文章若发现,市辖区获得了撤县设区改革所产生的正向影响,有利于地市更好发展,进而产生改革的外溢效应。表 2 第(3)和(5)列基于城市层面进行分析,将发生撤县设区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样本期内未经历撤县设区的城市视为控制组。第(3)列回归结果表明,撤县设区显著增加了企业家在生产性活动上的时间分配。第(5)列将被解释变 量替换为企业主在经营管理活动上花费时间的水平值对数,结果显示撤县设区使得企业主经营管理时间增加8.6%。第(6)-(7) 列更改双重差分识别中的处理组和控制组设定。第(6)列将改革城市的非改革县作为处理组,非改革城市区县作为控制组,考察外溢效应,撤县设区改革对企业家经营管理时间的正向作用依然显著。这说明撤县设区改革对本地市内未改革区县企业家的管理活动时间增加有正向的溢出效应。第(7) 列进一步将改革城市非改革县作为控制组,改革地市的改革县和市辖区作为处理组,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改革县区和本地市内未改革县的影响是否有差异。结果表明,同一个城市内部,撤县设区改革促使改革县区比非改革县的企业家花费更多时间到经营管理活动上,这说明正向的外溢效应小于直接的改革效应。
综上,基准回归说明,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辖区内民营企业家在经营管理活动上花费的时间,且改革具有正的外溢效应。
[1]王志锋,葛雪凝.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吗——基于254个城市撤县设区的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22,No.283(06):161-175.
[2]余华义,侯玉娟,洪永淼.城市辖区合并的区域一体化效应——来自房地产微观数据和城市辖区经济数据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1,No.397(04):119-137.
[3] 匡贞胜 , 赖思振 . 管理体制、空间类型与功能区经济绩效——基于国家级高新区 2008-2017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管理评论 ,2022,34(04):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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