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 D-0083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抽样调查数据（千万级观测值）
▪ 关键词： ▪ 数据名称：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调查数据 ▪ 数据说明： 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是根据2000年11月1 日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工作处理得到的，其中报告了我国总人口、人口增长、家庭户人口、总人口性别构成、年龄构成、民族构成、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和城乡人口等情况。▪ 综合评价 ：
▪ 常用度： ★★★★★
▪ 稀缺度： ★★★★ ☆
▪ 新颖度： ★★★☆ ☆
▪ 总体级别： 12颗星
✔ 常用度：是数据市场中需求指标，是指该数据在经济管理类学术论文中使用频率。
✔ 稀缺度：是数据市场中供给指标，是指该数据在其他数据库的出现频率。
✔ 新颖度：是数据市场中生成指标，是指该数据在生成时方法新颖程度和工作量。
变量详细情况可参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填写说明》
▪ 数据获取内容 ：
张明志,岳帅.外部关税变动对中国区域劳动力就业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22,No.406(01):113-131. 文章利用UNCTAD数据和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基于地区就业的行业结构和贸易对象国对中国征收的行业层面的进口关税,构建地区层面外部关税变动指标,研究外部关税变动对中国区域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1)外部关税下降幅度越高的地区,总体就业、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增加也越多;(2)出口和内销规模扩张的就业创造效应、生产率提升的就业破坏效应,是外部关税下降影响地区可贸易部门就业的重要渠道;(3)外部关税下降带来的地区可贸易部门出口扩张、就业增加和工资上涨,通过产业关联和消费驱动等正向溢出效应增加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通过就业的部门间再配置效应减少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4)外部关税下降对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动态演进过程,这与外部关税变动下中国区域劳动力供给的调整紧密相关。此外,外部关税变动对地区不同属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该研究结论对于外部关税变动下稳定区域劳动力就业的相关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外部关税变动在引起地区出口变动的同时，也可能影响地区内销变动。 具体而言，可能存在两种情形：①出口替代内销，即出口增加导致内销减少。 外部关税削减使出口贸易成本相对于国内贸易成本下降，这可能引起出口扩张和内销收缩，当出口的增加是依靠内销的收缩来实现时，外部关税下降无法增加地区就业。 ②出口增长带动内销增加。外部关税下降在促进出口增加的同时，可能通过产业关联等路径对内销产生正向溢出作用（Acemoglu et al.，2016），此时，外部关税下降不仅通过出口而且通过内销拉动地区就业增长。 基于此，文章提出：
假说 1：在出口增加并非依靠内销收缩来实现的情形下，外部关税下降幅度越高的地区，出口规模扩张越大，就业增加越多。 外部关税下降对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的影响取决于产业关联、消费驱动等正向溢出效 应和就业的部门间再配置效应之间作用效果的比较。其中，就业的再配置效应在短期内即可产生并发挥作用，不需要以劳动力供给调整为条件（Helm，2020）。而正向溢出效应的发挥，会带来地区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此时，需要地区劳动力供给做出相应调整，但是，劳动力供给的调整通常需要较长时间（Dix-Carneiro and Kovak，2017）。正向溢出效应和就业的部门间再配置效应在不同时期的强弱变化，导致外部关税变动对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的影响呈现动态调整的特征。短期内，外部关税下降带来的影响以就业的部门间再配置效应为主，减少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中长期内，以正向溢出效应为主，增加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基于此，文章提出：
假说 2：外部关税下降通过产业关联和消费驱动等正向溢出效应增加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通过就业的部门间再配置效应减少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正向溢出效应和就业再配置效应在不同时期的强弱变化，导致外部关税变动对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的影响存在动态调整过程。
由于不可贸易部门企业大多不直接从事出口，因此，“Melitz 效应”在不可贸易部门不一定成立。而在生产率对就业的影响上，区别于可贸易部门，以服务业为代表的不可贸易部门面临的个性化需求的特征更明显，相对难以实现大规模的机械化和模块化生产。因此，生产率提高对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的影响可能并不明显。基于此，文章提出：
假说 3：外部关税变动下生产率提升的就业破坏效应在地区可贸易部门成立，在不可贸易部门不一定成立。
文章对所使用的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各核心数据库进行匹配后， 仅剩余 258 个地级行政单位，由于被剔除的地级行政单位多属于“地区”“盟”，其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和人口规模上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均较小，所以并不会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同时，受就业数据主要来自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的限制，文章样本时间段为 2000—2010 年。 由于地级行政单位是中国重要的行政区划和经济活动单位， 且各地级行政单位之间的经济社 会发展差异较大，因此文章将其作为区域的界定标准。文章采用长差分的形式设定基准计量模型， 如下所示：
其中，ΔEmploy c,2000—2010 表示 2000—2010 年地区 c 的就业变动， 后续分析中又细分为地区总体就业变动、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的就业变动。ΔExtariff c,2000—2010 表示 2000—2010 年地区 c 的外部关税变动。Xc 表示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进口变动、外商直接投资变动、期初就业规模和期 初净流入人口比重等变量。δp 为省份固定效应，ξ 为随机扰动项。同时文章以就业的期初值为权重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回归，并将回归结果的标准误聚类在省份层面。
▪ 实证结果：
依据回归方程式（1），表 3 报告了外部关税变动影响地区劳动力就业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3）、（5）列添加外部关税变动与省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外部关税变动的系数在地区总体、可贸易部门与不可贸易部门均显著为负。第（2）、（4）、（6）列继续加入地区层面的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外部关税下降仍然显著促进了地区就业增加，且这种作用不仅存在于地区总体和可贸易部门，也表现在地区不可贸易部门。这说明深入研究外部关税变动影响地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的作用机制很有必要。表 3 的回归结果还反映了外部关税变动对地区劳动力就业影响的经济意义。表 2 的统计性描述显示，在外部关税削减最大和最小的地区，外部关税变动的幅度分别约为-0.78 和 0.03。以第（2）、（4）、（6）列的回归结果为例，这意味着与外部关税削减幅度最小的地区相比，在外部关税削减幅度最大的地区，总体就业约增加 14.17 万人，可贸易部门就业约增加 3.42 万人，不可贸易部门就业约增加 9.38 万人。总之，基准回归结果证实了外部关税变动带来了地区间劳动力就业变动的差异，且在经济意义上这一效应也不可忽视。
[1]张明志,岳帅.外部关税变动对中国区域劳动力就业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22,No.406(01):113-131. [2]蔡宏波,韩金镕.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出口贸易转型[J].中国工业经济,2022,No.416(11):61-77.
[3]李宏兵,李震,孙丽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劳动力技能偏向——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微观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22(07):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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