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一是经济增长奇迹。经济增长率从改革开放前4.3% ( 1953—1978 年) 提高到改革开放后 9.7% ( 1978—2018 年) 。二是制度变迁奇迹。从“摸着石头过河”的发展思路,到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发展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之路( 林毅夫,2018)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国内外学者试图从不同视角揭示这背后的发展逻辑,包括“市场作用论”、“制度作用论”和“政府作用论”。近十余年来,涌现出大量考察中国各级党政官员在地方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文献,“官员作用论”为解释中国经济奇迹提供了一个基于现实的全新视角。本期分享的文章就重点关注县委书记及其个体特征决定的经济治理能力在县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01 文献简介

▪ 文献来源:文雁兵,郭瑞,史晋川.用贤则理:治理能力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百强县和贫困县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03):18-34.
▪ 关键词:治理现代化;知识能力;实践能力;个体效应;匹配效应

▪ 内容简介:治理能力是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有助于制度优势转化为发展效能。文章将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分为知识能力与实践能力,通过构建官员能力偏向型增长模型,首次考察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发现在经济平衡增长路径上,官员知识能力与实践能力转化率边界、要素替代弹性和要素相对供给存在最优组合。通过构建由百强县和贫困县组成的846个县级行政单位2006—2015年县委书记个体特征和辖区经济增长匹配数据,将教育背景与工作履历分别视为知识能力与实践能力代理指标,首次定量识别县级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一是存在个体效应。个体教育效应和个体履历效应均存在,且分别在百强县和贫困县更加突出。二是存在匹配效应。研究生学历教育背景和综合任职工作履历个体特征的县委书记更有助于百强县经济增长,经管类专业教育背景和基层提拔工作履历个体特征的县委书记更有助于贫困县经济增长。使用县级尺度DMSP-OLS、NPP-VIIRS灯光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证实了上述发现。文章的研究表明要重视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加快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 创新点:①借鉴 Acemoglu( 2002) 偏向技术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地方官员能力偏向型增长模型,首次从理论上系统考察地方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对辖区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②首次使用全国组织系统地方党政官员管理信息数据库和县域经济统计年鉴,构建 2006— 2015 年百强县和贫困县县委书记个体特征信息与辖区经济发展的匹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还采用ArcGIS 软件从 DMSP-OLS、NPP-VIIRS 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中提取、矫正得到中国县级尺度夜间灯光亮度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代理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首次定量识别县级官员经济治理能力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③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从学理上揭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背后的官员治理作用,还有助于从政策上通过科学选人用人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两个维度的重要价值。

▪ CNDD相关数据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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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研究逻辑

▪ 研究动机:

文章重点关注县委书记及其个体特征决定的经济治理能力在县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县域治理的重要性。自秦以降,县在我国政权结构中始终处于承上启下、连接城乡、沟通条块的关键环节,县域治理的好坏关系到老 百姓切身利益。二是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县域经济在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中国现有 2845 个县级政权,其 面积占全国 90% 以上,人口占全国 70% 以上,这些比重决定了县域经济对于整个国家的发展繁荣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三是县委书记在县域发展中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县委是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 如何在新时代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发展好县域经济,一个关键因素是重视和提升县级官员经济治理能力。

▪ 研究逻辑:

根据理论分析,官员个体特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逻辑如下图所示。官员个体特征中的任职履历和教育背景通过能力转化率分别决定实践能力和知识能力,进而通过影响一般型、知识型中间品数量,最后影响一般型产出、知识型产出和总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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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发展现实,官员个体因素在“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作用的发挥中十分重要,个体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又由个体特征决定。基于理论命题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文章进而提出以下有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说 1(体特征假说) : 官员个体特征中的教育背景和工作履历会影响辖区经济增长。

假说 2(发展匹配假说) : 官员个体能力与地区发展匹配有助于更好推动辖区经济增长。

03 研究设计

文章使用的县委书记个体特征信息来自全国组织系统地方党政官员管理信息数据库,它详细记录了县级行政单位党委书记个人信息。县域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县(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2006—2012 年) 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2013—2016 年) 。县域地均( 以万平方公里为单位度量) 夜间灯光数据是通过使用 2006—2012 年 DMSP-OLS 灯光亮度与 2013—2015 年 NPP-VIIRS 灯光亮度分别进行数据处理( Li et al.,2013; Shi et al.,2014) 和连续性校正( Bennett & Smith, 2017; 秦永和刘凯敏,2019) 得到。
 文章使用夜间灯光数据有两个优势: 一是数据对象从中国的省级 (如徐康宁等,2015) 和地市级( 如范子英等,2016) 进一步拓展至县域层面; 二是数据跨度拓展到 2015 年。最终,文章首次构建全国 30 个省( 西藏和港澳台除外) 、211 个地市、846 个县级行政 区 2006—2015 年县委书记个体特征信息和辖区经济匹配数据库。其中,百强县样本共 90 个( 涉 及 18 个省级行政区和 50 个地级行政区) , 贫困县样本共 756 个( 涉及 21 个省级行政区和 161 个地级行政区) 。
▪ 研究模型:

识别受官员个体特征决定的治理能力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是比较官员任内经济增长的纵 向差异和横向差异,然而如此得出的结论可能有失偏颇,因为地方经济增长可能来自于其他因素的影响,并非源自官员本身。因此,文章借鉴张尔升和胡国柳(2013) 的思路,将研究重点放在地方官员个体特征之间对辖区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差异上。目前,官员对于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文献基本借鉴和延续了 Jones & Olken( 2005) 、Easterly & Pennings(2014) 和 Yao & Zhang(2015) 的分析思路,同时考虑到虚拟变量的特殊性,本文采用以下多元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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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t、j 分别代表县域、年份和变量个数,grow 为经济增长,Dummy 是一组地方官员个体特征的虚拟变量集,X 是一组控制变量集。a0 是截距项,aj,t和 bj,t是估计系数,其中 aj,t是本文关注的参数,反映的是地方官员个体特征对辖区经济增长的影响,υi、κt 分别为县域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 应,εit是扰动项。
▪ 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

文章使用县委书记的教育个体特征和履行个体特征分别作为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代理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之一是县委书记的教育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其最后学历、毕业学校和所学专业三个维度: (1) 学历是否为本科( E1 ) 和是否为研究生( E2 ) ; ( 2) 学校包括是否来自普通高校( E3 ) 和是否来自各级党校( E4 ) ; (3) 专业包括是否为经管类( E5 ) , 之所以这样设置是考虑到经管类专业与经济增长关系密切。

核心解释变量之二是县委书记的履历个体特征。主要包括基层提拔、下派空降和综合任职三种情况: (1) 基层提拔是指担任县委书记之前是否仅有县级及以下单位的工作经历( W1 ) ; (2) 下派空降是指担任县委书记之前是否仅有县级以上行政单位或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经历( W2 ) ; (3) 综合任职是指自下提拔担任县委书记前是否曾经有过县级以上单位工作经历或自上空降担任县委书记之前是否曾经有过县级及其以下单位工作经历( W3 ) 。

(2)被解释变量

文章使用人均 GDP 增长率( G1 ) 作为被解释变量县域经济增长的代理指标,并根据研究需要将全部样本按照其经济特征分为百强县和贫困县两个子样本。此外,本文为克服传统以 GDP 刻画经 济增长可能存在的度量误差( Chen & Nordhaus,2011; Henderson et al.,2012; 徐康宁等,2015; 范 子英等,2016; 秦永和刘凯敏,2019) ,还使用县级地均夜间灯光亮度增长率( G2 ) 作为县域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代理指标。

▪ 变量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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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回归结果

▪ 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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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列是将本科学历、普通高校和非经管类专业分别作为学历、学校和专业的基准类进行对比分析: 一是(1) 、(2) 列显示县委书记研究生学历和本科学历对县域经济增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本科学历对县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为 7.35% ,研究生学历的促进作用比本科学历平均高出 3.25% ; 二是(3) 、(4) 列显示县委书记毕业于各级党校和普通高校对县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差异和影响; 三是(5) 、(6) 列显示县委书记经管类专业背景显著更有利于辖区经济增长,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要比非经管类专业的促进作用平均高出 1.77% 。实证初步表明,个体教育特征对县域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存在官员教育效应。

(7) —(8) 列是将下派空降作为工作履历的基准类进行对比分析: 一是下派空降的工作履历对 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负,且负向作用力为 5.51% ; 二是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相对于下派空降,基层提拔和综合任职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对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分别平均高出 4.46% 、2.75% 。实证初步表明,任职履历对县域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存在官员履历效应。

▪ 分样本检验结果——样本分为百强县和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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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6) —(8) 列是将本科学历、普通高校和非经管类专业分别作为学历、学校和专业的基准类进行对比分析: 一是研究生学历对两类县域经济增长 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百强县和贫困县县委书记研究生学历比本科学历对辖区 经济促进作用平均高出 4.81% 、2.05% ; 二是截距项显示百强县县委书记本科学历的估计系数和 显著性均高于贫困县。这一结果表明,县委书记个体教育对两类县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存在显著的官员个体教育效应,且该效应在百强县更强。前文统计性描述发现,百强县县委书记的研究生学历、普通高校毕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比例均明显高于贫困县县委书记,两类县委书记教育背景存在的显著差异在个体教育对于县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中进一步体现出来。
(4) —( 5) 、 (9) —(10) 列是将下派空降和基层提拔分别作为基准类进行对比分析: 一是(4) 、(9) 列截距项显示下派空降估计系数在百强县不显著而贫困县显著为负。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相较下派空降,基层提拔比对两类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平均高出 2.53% 、10.22% ,综合任职对两类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平均高出 5.82% 、4.47% 。二是(5) 、(10) 列截距项显示基层提拔估计系数在两类县域均显著为正,且在贫困县系数更大和更显著,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下派空降对贫困县经济的促进作用相对于基层提拔平均下降 5.77% 。这一结果表明,县委书记个体履历对两类县域经济增长均有重要影响,存在显著的官员个体履历效应,且该效应在贫困县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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