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行为理论认为，作为目标导向的组织，企业在评价实际绩效时，心理上会选取一个满意值作为参考点，即企业经营的期望绩效，而企业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之间的差距将影响企业对现有策略和管理的调整以及其他后续的行为选择（Cyert and March，1963；连燕玲等，2014）。在此基础上，基于业绩反馈理论，当企业处于正向绩效期望差距和负向绩效期望差距时，管理层和大股东的行为决策动机存在差异，进而可能影响机构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判断和行为选择。

正向绩效期望差距组织情境下，媒体和社会公众等外部力量对上市公司监督强度减弱，管理层利益侵占动机增强。此时，由于实际绩效超过预期，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尽管相比于追求短期利益的临时型机构投资者，专注型机构投资者具备积极参与治理的能力和意愿，但面对管理层过高薪酬等现象，可能会选择“视而不见”（Zheng，2010），原因如下：其一，专注型机构投资者在达到既定的投资收益后会放松对管理层的监督，利用自身优势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经营不善的企业；其二，管理层激励被认为是提高企业绩效的有效机制（Jensen and Meckling，1976），专注型机构投资者如果对管理层激励所造成的自利行为进行过多的监督和干预，会严重打击高管的积极性，影响高管的工作效率（孙世敏等，2016）；其三，企业经营绩优为管理层创造了更多的寻租空间，此时可能催化专注型机构投资者作为“逐利主体”的合谋动机，为了实现投资价值最大化，专注型机构投资者可能会选择与管理层形成“策略联盟”。

负向绩效期望差距组织情境下，企业实际绩效达不到期望值，相对于临时型机构投资者，专注型机构投资者凭借其信息获取方面的优势，对企业“经营困境”的感知更快、更敏感，期望落差也更大，为了获得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会及时调整对管理层自利行为的态度。其一，追求企业长远收益的专注型机构投资者会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经营不善的企业中。其二，面对超额薪酬、在职消费等管理层激励现象，不再选择“视而不见”。其三，当作为逐利主体的专注型机构投资者预计企业未来收益可能并不乐观，为了防止利益持续受损，非但不可能与管理层继续合谋，甚至可能“用脚投票”，逐渐抛售所持有股份（Bushee and Noe，2000；Bushee，2001）。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相对于临时型机构投资者，当企业处于正向绩效期望差距情境时，专注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对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扮演“合谋者”角色；而处于负向绩效期望差距情境时，“合谋”管理层的强度减弱。

为验证 H1~H2，即基于业绩反馈理论等，探讨异质机构投资者在不同绩效期望差距下的治理行为选择，分别构建了下列模型。为了避免由于变量衡量、模型设定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而对模型系数估计过程中产生干扰，参照 Lemmon 等（2008）和 Malmendier 等（2011）的做法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控制观测变量的行业和年份。，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下表报告了配对样本不同绩效期望差距情境下，异质机构投资者对大股东隧道行为影响的回归结果，其中， Panel A 和Panel B 分别为绩效期望差距大于零和小于零时， 异质机构投资者介入大股东隧道行为治理的影响及行为模式选择的实证结果，并且，（1）~（2）列是针对大股东显性利益侵占的回归，（3）~（4）列是针对大股东隐性利益侵占的回归。 分析Panel A（1）~（4）列可知：当绩效期望差距大于零时，专注型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显性利益侵占（Hold⁃ er_Occupy）和隐性利益侵占（Holder_Invade）均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专注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监督”大股东的行为模式，扮演“监督者”角色。分析Panel B（1）~（4）列可知：当绩效期望差距小于零时，从整体上来看，专注型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现行利益侵占和隐性利益侵占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减弱（组间系数差距显著），甚至会从“监督者”转变为“旁观者” 角色，由此，验证了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