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检验 CEO 贫困经历是否影响公司捐赠行为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重点关注 β1 ，若假设 1 和假设 2 成立，则 β1 应显著为正。

为检验汶川地震这一外生事件是否影响 CEO 贫困经历和公司捐赠行为之间的关系，先用倾向分值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matching，PSM) 分别为两种处理组(CEO出生于贫困地区的样本、CEO 经历过“大饥荒”的样本) 找到特征相似的对照组。匹配过程如下: 以 CEO 是否成长于贫困环境为标准，将总体样本分为两大类: 一是处理组(Ti = 1) ，为聘用有贫困经历 CEO 的企业; 二是控制组(Ti = 0) ，为聘用无贫困经历 CEO 的企业。根据独立性假设条件，将匹配向量 Xi 的组合设定为 Size、Lev、Polico、Boardsize、Cash、Roa、 Tobinq、Soe、Listage、Dual 和 Indep，这些匹配变量会同时影响 CEO 选聘和捐赠水平。文章用这些公司特征来估计倾向分值并运用最邻近方法，根据两组间 p 值的相近度进行 1 ∶ 1 的样本匹配。继 而，采取事件研究方法，利用双重差分模型(DID) ，对2008年5月12日地震前后一年(－1，+1) 内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捐赠金额数据进行对比研究，以考察这两组公司在面临灾难性事件时的捐赠行为是否显著有别。具体模型如下：

若样本期间属于“5. 12”汶川大地震当年及其后 1 年(即2008-2009 年) ，则 Earth = 1; 若样本期间属于大地震之前 1 年(即 2007 年) ，则 Earth = 0。重点关注交叉项 PovertyExpi,t-1 × Earth 的回归系数 β2。若假设 3 成立， 则 β2 的系数应显著为正。

借鉴山立威等(2008) 的做法，为确保结果稳健成立，本采用如下 3 种方法来度量企业捐赠行为: 慈善捐赠总额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Donate_rev) 、慈善捐赠占总资产的比例(Donate_ta) 、 慈善捐赠金额的自然对数(Ln_donate) 。

为度量 CEO 家乡经济状况，文章从国务院扶贫办公室获取历次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简称 “国家贫困县”，下同) 名单。该名单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认定，审批工作共进行过 3 次(1994 年、2001 年、2012 年) ，总数一直维持在 592 个县(包括县级行政单位区、旗、县级市) ，历次贫困县的名单较为稳定。将 CEO 出生地信息与 2012 版名单进行比对，若 CEO 出生于国家贫困县，则解释变量 Poverty 取 1，否则取 0。后文将采用 1994 年第一次修订版的贫困县名单进行稳健性测试。 

为了考察 CEO 童年是否有过“大饥荒”时期的经历，文章将 CEO 出生年份和我国“三年困难时期”( 又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进行对比。如果 1959 年至 1961 年期间恰为 CEO 童年时期，则认为 CEO 童年曾有过“大饥荒”经历。关于童年时期的界定，心理学家认为无论是采用年龄指标、大脑发育指标，还是采用心理成熟指标，均应把儿童时限的上限大致定在少年期(14—15岁) ( 伍香平， 2011) 。由此，考虑到个体心理发展的连续性，研究选取0—14 岁作为童年的时间范围。具体而言，CEO 的出生年份在 1947—1961 年之间，则解释变量 Famine 取 1，否则取 0。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文章还将使用其他度量窗口期来衡量 CEO 童年“大饥荒”经历。 

借鉴 Brammer ＆ Millington(2008) 、Zhang et al． (2010) 等的做法，文章在模型中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资产负债率( Lev）、广告支出( Sellsexp _rev) 、研发绩效(Ln _ patent ) 、政治关联(Polico) 、董事会规模(Boardsize) 、现金持有量(Cash) 、公司业绩 (Roa) 、公司价值(Tobinq) 、公司注册地法律指数(Lawscore) 、产权性质(Soe) 、公司上市年龄(Listage) 、公司所在省份人均 GDP(Gdp_percapita) 、两职合一情况(Dual) 、外部董事比例(Indep) 。此外，加入年度哑变量及行业哑变量，以控制年度和行业固定效应。

在验证了 CEO 贫困经历与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关系之后，文章利用 PSM 方法遴选样本，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 进一步对比了汶川地震前后上述关系的变化。 具体如下表所示：

 A 栏(1) —(2) 列中可以看出，Poverty × Earth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比那些聘用出生于非贫困地区 CEO 的企业而言，聘用出生于贫困地区 CEO 企业的社会慈善捐赠水平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出现更显著的增长。 同理，B 栏进一步检验了汶川地震对于 CEO 童年“大饥荒”经历和公司捐赠行为之间关系的影响，发现 Famine × Earth 的回归系数在(4) —(6) 列中均显著为正，说明那些经历过“大饥荒”时期的 CEO 任职企业的社会捐赠水平在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出现更显著的提高。综上可知，高管贫困经历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之间的上述关系在汶川特大地震之后变得更为突出。这说明经历过贫困环境的高管对于遭遇地震灾难的人们具有更强烈的“移情”能力和共鸣体验，而地震灾害等外生事 件的冲击促使上市公司慈善行为的差异更为明显地表露。因此，该结果总体上支持了假设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