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产品的价值实现需要相关企业和用户尊重产权、尊重契约，营造良好商业氛围，否则不利于 创新企业的创立及运营。技术研发越重大，则专用性投资、契约密度越高，越是怕被“敲竹杠”，也就更加依赖 社会各界对契约精神的尊重。基于此，文章提出假说 1。 

文章主要检验契约精神对创新的影响，以及商事制度改革在其中的交互作用。考虑到一个地方的契约精神具有长期性，且数据可得性较差，文章使用 2016 年的中国 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截面数据。商事制度则随着改革进展呈现地区和时间差异性，故而使用 2013~2016 年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本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第 t 年的城市 i。被解释变量 Innovation 是衡量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变量，用城市 创新指数来表示；主要解释变量 Contract 表示城市的契约精神水平，用各城市携程客房预订履约率来度量；Register 表示商事改革程度，用各城市工商登记改革时长、市场监管局成立时长两个变量来测度；X 表示可能影 响创新的特征向量；λ 代表城市固定效应。

方程（1）是对契约精神如何影响城市创新的直接检验，系数 α2预计显著为正。方程（2）引入了商事改革变量，用以检验契约精神是否有助于捕获“改革红利”，即证明随着商事改革的推进，契约精神促进创新的作用越发重要。方程（2）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由于契约精神是截面数据，故而不将其单独放入方程中，交互项系数 β2是主要关心的，预计其显著为正。

▪ 变量设计

1. 城市创新 

以往的实证研究中往往使用专利指标来度量创新。但将专利进行简单加总，或根据引用量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求和，无法衡量不同专利的社会价值（Feldman and Kogler，2010）。寇宗来和刘学悦（2017）采用专利更新模型，利用到期专利的历史数据估算专利随持有年限的价值分布， 获得各专利的动态的经济价值，并将 2001 年全国专利价值总量标准化为 100，计算得到各年度的城市创新指数。考虑到寇宗来和刘学悦（2017）可以更加全面客观反映各项专利的实际价值并测度了分城市分行业的创新情况，文章采用其数据来度量各城市的创新水平（innovation），并作取对数处理。 

2. 契约精神 

不同地区存在文化、信仰差异，对商业契约的理解和尊重程度也不同。文章使用携程客房预 订履约情况作为各城市契约精神的代理变量。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和手机 APP 使用的普及化，网上订房逐渐成为人们商务、旅游等各类出行的必备程序。网上订房不仅便捷，而且可以在规定日期内无成本取消，获得越来越多人的青睐。同时，这也记录了用户的实际履约情况，通过观察预约情况和实际出行情况之间的偏差即可获得这一数据。携程作为中国国内最大的网上酒店预订服务商之一，每天都处理和记录着各个城市用户的海量订单。作者通过爬虫技术，获取了 2016 年通过携程端进行的全部酒店预订数据，主要指标包括：是否预约、是否出行、 提前几天预约、预约方式等。当然，由于加密技术和商业机密等原因，我们并未取得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结合文章的实际需要，将个人订单数据加总到城市层面，获得各城市 2016 年“订单总量”、“实际完成订单数量”两个指标，并用“实际完成订单数量/订单总量”衡量契约精神，取值越大表明该城市的实际履约率 越高，契约精神越好。为了清晰地勾勒出各城市的契约精神，及其与创新指数的走势关系，文章将二者用图 1 展示。

图 1 左轴呈现的是各年份相应城市的创新指数，用柱形图表示。由于契约精神数据是截面数据，图 1 反映的并非各年度的契约精神水平，而是各年度代表性城市在 2016 年的契约数据。先通过创新指数的面板数据，选择 2013~2016 年各年度的创新中位数城市（依次为：宁德、揭阳、宜春、乐山），作为代表性城市，然后再观察这些城 市的契约精神，用折线图表示。例如，2013 年的折点表示的是 2013 年创新中位数城市宁德的契约精神水平。可以看出，各年度创新水平前 10%城市、中位数城市、后 10%城市的创新水平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并且中位数 城市的契约精神也同趋势提升。

3. 商事改革 

中国行政审批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夏杰长、刘诚，2017；毕青苗等，2018），2013 年前后开始的商事改革也历经了各级政府的不断加码，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头炮”，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艾琳、王刚，2014）。故一般而言，一个地方启动商事改革的时间越早、持续越久则改革越深 入。另一方面，商事制度改革还伴随着监管机构的“大部制”改革。为减少监管的重叠和推诿，降低企业的制 度性交易成本，一些地方将工商、食品药品监督、质量监督、价格监督等职能合并成立“市场监督管理局”，实行统一监管。所以，文章使用工商登记改革时长（reform）、市场监管局成立时长（authority）两个变量来测度商事改革程度。reform 测算过程中，首先从地方政府官网、工商部门官网以及政府统计公报等渠道检索各城市的工商登记改革的正式开始时间，进而计算截止到每年年中（6 月份）已进行改革的月份数。之所以计算月份是因为，中央 规定于 2014 年 3 月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商事制度改革，使得许多城市的改革时间集中于此截止日期或之前的几 个月，所以月份长短可以较好体现城市间的细微差异。authority 来自历年《中国工商行政管理年鉴》，该年鉴附有“各省市工商和市场监管机构名录”，详细列出了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工商机构的名称、地址、负责人等信息。当城市的工商机构由“工商行政管理局”变更为“工商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和工商行政 管理局”、“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等名称时，认定其设立了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局成立与否并无强制要求，不存在某些月份较集中的问题，故而把 authority 放在年份上，表示已设立市场监管局的年份数。图 2 显示了商事改革在各城市的实际执行情况， 启动商事改革的城市数量在 2014 年直线上升，市场监管局设立数量在样本期间逐步攀升，至 2016 年已 达 51 个。从描述统计来看，商事改革时长 reform 平 均为 12.32 个月 ，由于大量城市未自主设立市场监 管局，authority 的均值仅为 0.33 年。

 使用城市创新水平（innovation）作为被解释变量，契约精神（contract）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作最小二乘法 OLS 回归。为增强结论稳健性，将控制变量分批次加入，实证结果如表 2 所示。表 2 第（1）列不加入任何控制 变量，第（2）列只加入地区生产总值、产业结构等经济变量，第（3）列加入影响人们出行的空气污染和工资收入变量，第（4）列进一步加入了可能影响科技创新和网上订房的网络普及指标。可见，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以及加入何种控制变量，4 列回归结果中契约精神的系数都为正，且显著水平都在 1%以上。这表明契约精神显 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验证了假说 1。 

为了检验不同契约精神城市面对商事改革时，会有何种不同的反应，将商事改革及其与契约精神的交互项引入回归方程。表 3 显示，两个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二者对创新的效果是互补的。一方面，随着商事改革的推进，契约精神促进创新的程度被放大；另一 方面，契约精神越强，则商事改革促进创新的效果越大，这验证了假说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