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五年规划”在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央决定采取强硬措施提高环保政策执行的约束力。由于地方主政官员是中央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主体，中央决定将属地环保绩效纳入官员政治升迁的重要考核内容。2005 年 12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首次提出“环保绩效考核”的重要举措；2006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首次将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两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以及单位 GDP 能源消耗量等环保指标确定为地方官员绩效考核的约束性指标。为贯彻落实《决定》和《纲要》的要求，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 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具体文件，基本形成相对完整的环境保护政策体系。 

该政策体系的主要特征在于环保约束指标的层层分解和考核落实，即中央规定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单位 GDP 能耗的总体控制目标，中央及各省主要领导签订环保目标责任书，将全国指标分解落实到各省，然后各省再将全省指标分解落实给各地级市，各市进一步将指标分配给区、县以及辖区内重点污染企业。地方各级主政官员对辖区节能减排指标负责， 并由上级主管单位对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具体考核方式为中央、各省、各市分别组成考核工作组定期对各省、各市、各县（区、重点企业）环保指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形成综合考核报告并向社会公告，考核结果作为上级政府决定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政治任免的重要依据。之后，“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期间，环保目标责任制得到进一步强化。

▪ 研究假说

环保目标责任制通过向各级地方主政官员施压，迫使地方政府采取一系列 手段治理环境。面对命令型环境规制引致的“硬约束”，作为“经济人”的企业会结合自身条件进行相机抉择，呈现出异质性的自我选择行为：转移、升级抑或转型（蒋伏心等，2013；Milani，2017）。 

对于小企业，由于资金和技术上的约束，无法将环境规制引致的成本内部化，关停或者异地转移成为应对环境规制的常见手段；对于有一定资金和技术基础的企业，以节能减排为目标，针对生产线安装末端排放治理设备辅以技术改造，进而走上升级之路；对于实力较强的大企业，则可以在地理空间、技术空间和产业空间等领域进行全方位的资源再配置，通过转移、升级和转型“三箭齐发”应对环境规制。后面两种就地升级和转型应对行为通常包含了各种形式的创新活动。当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补偿效应超过了环境成本内部化引致的抵消效应 就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可持续的条件，形成所谓的 “波特假说”，即环境规制亦可通过创新活动提升企业竞争力（Porter，1991）。 

伴随着时间推移，强制性的排放标准由短期的冲击逐渐成为企业面临的常态化约束。无论是新企业还是存留下来的企业，配置相关资源进行绿色创新成为“标准动作”，进而形成全社会步入绿色创新的转型之路，引导绿色创新资源投入和产出的稳步上升。另外，环保目标责任制及其相应政策在公众媒体上的传播会提升全社会对环境保护的关注度， 进而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资源更多地流入与环境相关的创新活动。与此同时，产学研合作也会推动高校和科研院所等非营利性机构参与到世俗化的绿色创新活动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通常会导致从投入到产出 历一个较长的时间， 所以环保目标责任制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产出的影响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显现。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 

假说 1：环保目标责任制的实施促进了绿色专利数量的增加，但政策效应存在滞后性。

随着环保目标责任制实施的不断推进， 部分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也辅以一些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但当相关激励制度不够完善时，企业寻租行为会不期而至，环境规制则会对微观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造成扭曲。即使是激励型环境规制也无法必然提高绿色创新活动的质量。当全社会整体的绿色创新能力相对较低时，尽管有少数企业进行高质量绿色创新活动，但激励型规制总体上对相关创新活动质量的影响也许并不显著，甚至由于对创新活动的扭曲而对创新活动的质量形成负面作用。 

对于具有非营利性质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一方面， 研究人员个体对创新活动具有更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命令型环境规制的惩罚措施和激励型手段比如补贴和减税基本上对其个人没有直接影响。因此，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创新活动质量更多的是个人自我追求的副产品，环保目标 责任制对此类人员的绿色创新活动质量没有显著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 

假说 2：当相关政策侧重于命令型环境规制并辅以激励型环境规制时，环保目标责任制可能会造成绿色专利质量下降的风险。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对应 IPC 大组层面的专利技术类别和年份，由于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 利相比，发明专利的创新性更强，更能代表实际的技术发展水平（付明卫等，2015），因此，Yi,t 表示 IPC 大组 i 在 t 年对应的发明专利的数量和质量，并将发明专利的数量加 1 取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分组变量 greeni 为 IPC 大组 i 是否属于实验组的虚拟变量，如果 IPC 大组 i 属于绿色技术，则 greeni =1，否则 greeni =0。postt 为政策实施前后的虚拟变量，如果 t 为 2006 年及以后的年份则为 1，否 则 postt =0。λi 和 ft 分别为 IPC 大组的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为了进一步控制 IPC 大组 i 所在技术领域在不同年份的独有特征，文章在模型中引入 IPC 小类的虚拟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用来控制 IPC 小类层面随年份变动的因素。同时，文章采用了 IPC 大组层面的聚类标准误差。交乘项 greeni ×postt 的估计系数 α1 即为重点关注的政策效应，α1>0 表明政策促进了绿色专利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α1 <0 表明政策抑制了绿色专利数量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α1 =0 则政策效应不明显。

为了观察环保目标责任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 参考张莉等（2017）、 Chen（2017）等文献的做法，文章将模型（1）进一步拓展为：

其中，yeart 为年份的虚拟变量，greeni ×yeart 分别为分组变量 greeni 与政策实施前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乘项，βt 表示环保目标责任制在该年份对绿色专利数量和质量的政策效应，这里以环保目标责任制实施的前一年（2005 年）作为参照组，没有引入对应的交互项。该模型也可以用于 DID 估计中关键的平行趋势检验，如果 2006 年以前 greeni ×yeart 的估计系数 βt 均不显著，则意味着平行趋条件得到满足。

 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3。首先，考察环保目标责任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影响。第（1）列结果显示，在 IPC 大组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下，greeni ×postt 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为了进 一步缓解遗漏变量引致的估计偏误，第（2）列引入“IPC 小类×年份”来控制 IPC 小类技术在各年的 发展态势，R2 由 0.59 上升至 0.68，增幅达 15%。显然，引入 IPC 小类技术历年发展特征对缓解遗漏 变量有一定的效果。与此同时，greeni ×postt 的估计系数上升为 0.23，同样在 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表明环 保目标责任制的实施诱发了绿色创新的数量增长，假说 1 得到验证。 

其次，考察环保目标责任制对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类似地，第（3）列控制 IPC 大组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而第（4）列再引 入“IPC 小类×年份”以进一步缓解遗漏变量问题，结果显示“greeni ×postt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 环保目标责任制的实施抑制了绿色技术创新质量的提升，此结果与假说 2 的预期一致。

营利导向是企业专利化创新活动的突出特征， 而大学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动更偏向于自我价值实现的学术追求。另外，就环境规制的实施措施而言，无论是命令型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还是激励型的税收减免和研发补贴，企业几乎是唯一的实施对象。因此，环境规制导致的污染成本强制内部化和税收补贴的治污收益社会化会对企业和大学的绿色创新活动形成了不同的影响。 文章利用文本识别法将专利申请主体划分为企业和大学， 进而检验环保目标责任制实施对不同申请主体绿色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表 4 的第（1）、（3）列以专利申请数量为被解释变量，greeni ×post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第（2）、（4）列以专利申请质量为被解释变量，greeni ×postt 的系数只在第（2）列的回归结果中 显著为负。这表明环保目标责任制对企业和大学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均起到了显著的促进 作用，但是降低了企业绿色专利申请质量，而对大学的绿色专利质量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基于创新能力的解释。如前所述，创新能力强的企业通常根据市场竞争格局主动实施 创新战略，其创新活动具有主动性和持续性，受政府政策的影响相对更小；而创新能力弱的企业受制于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的约束，创新活动跟随性和随机性的倾向较高，进而造成创新活动的期望收益较小，面对政府补贴和减税进行策略性创新活动的成本较小。因此，相对于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环保目标责任制实施对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的创新质量扭曲效应更为明显。文章用环保目标责任制实施前一年企业专利申请总量衡量企业在政策发生前的创新能力，并按中位数划分为专利大户和专利小户，分别代表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和创新能力弱的企业，进一步探究环保目标责任制实施 是否会对创新能力不同的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从表 5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 从专利申请数量看，greeni ×postt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对于专利申请质量而言，greeni ×postt 的系数仅 在创新能力较弱的企业组显著为负。这表明以环保目标责任制实施为代表的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 了不同创新能力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但对创新能力较弱企业的绿色专利申请质量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对创新能力强的企业的专利申请质量没有显著影响。

 “实质审查”是专利制度中对发明专利活动进行质量把关的关键一环，只有通过了实质审查，发明专利才会被授权。因此，本部分重点探究授权作为专利申请的最后一步，是否可以起到监督和筛查的作用，从而纠正环保目标责任制对绿色专利申请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为此，利用授权专利构建相应样本，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示。表 10 第（1）列中 greeni ×postt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进一步证实了环保目标责任制的实施确实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第（2）列中 greeni ×postt 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表明国家知识产权局剔除了质量相对较低的专利申请，起到了一定的监督和把关作用，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保目标责任制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个结果与张杰和郑文平 （2018）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