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D-0121 2001-2022年中国各区县最低工资标准及学术论文应用
▪ 关键词： 最低月工资、最低小时工资
▪ 数据编号： 0121
▪ 数据名称： 中国各区县最低工资标准
▪ 数据范围： 区县层面
▪ 数据年份： 2001-2022年
▪ 样本数量： 55,836条
▪ 数据来源： 人社部网站及各级政府公布资料
▪ 数据说明： 中国各区县最低 工资标准数据统计了2001-2022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本地区的生 活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状况制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具体包 括、省份名称、城市名称、区县名称、统计年度、调整时间、最低月工资、最低小时工资等变量。
▪ 数据维度： 年度数据
▪ 综合评价： 最低工资标准是国家为保障低收入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防止企业过度侵犯劳动者权益而专门制定的一项规定。1993 年原劳动部印发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的通知，标志着最低工资标准制度正式在中国实行。2004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弥补了旧规定中的一些漏洞，加强了该规定的执法力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权根据本地区的生活成本、经济发展水平和就业状况制定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举措，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产生了持续而广泛的影响。
▪ 常用度： ★★★ ★★
▪ 稀缺度： ★★★★★
▪ 新颖度： ★★★☆☆
▪ 总体级别： 13颗星
✔ 常用度：是数据市场中需求指标，是指该数据在经济管理类学术论文中使用频率。
✔ 稀缺度：是数据市场中供给指标，是指该数据在其他数据库的出现频率。
✔ 新颖度：是数据市场中生成指标，是指该数据在生成时方法新颖程度和工作量。
▪ 文献来源 ：
刘行,赵晓阳.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是否会加剧企业避税?[J].经济研究,2019,54(10):121-135.
文章尝试从企业避税视角理解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潜在影响。理论上,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与生产调整难度,这会使企业在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此时企业通过税收规避抵御风险的需求增加。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结果支持了上述理论推断。企业所在地区的月最低工资标准每上涨100元,企业通过避税所带来的所得税现金流出会下降约2.52%。进一步,最低工资标准上涨对企业避税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那些劳动力成本更有可能因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而增加的企业(劳动密集度较高、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和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以及遭遇负面冲击时更有可能陷入经营困境的企业(成长性较高、规模较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少和经营杠杆系数较高的企业)。最后,最低工资标准上涨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提升了企业价值。 文章认为，最低工资标准影响企业避税行为的逻辑如下: 首先，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提高企业日常的工资成本，这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带来的低收入员工工资的直接上涨(马双等，2012; 陆瑶等，2017) 以及其他员工不公平感带来的“溢出效应”( Xiao et al．，2009) 。当然，员工工资的上涨也有可能对员工产生激励作用，进而抵消员工工资上涨对企业的负面效应。 其次，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会增加企业生产调整的难度。这源于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企业辞退员工的成本增加。此时，当企业面临投资机会的减少而需要通过裁员扭转局势时，其解除员工劳动合同的难度加大。 因此，综合来看，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都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以及生产调整的难度。在这一背景下，企业的经营会更加脆弱，如果遭遇负面冲击，企业陷入经营困难的可能性会急剧升高。为了抵御可能的经营风险，企业通过税收规避进行现金流储备来未雨绸缪便成为了现实的选择。 文章选取了中国上市公司 2008—2015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年度之所以从 2008 年开始，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1) 中国从 2008 年开始实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样本期间从 2008年开始可以保证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具有一致性; (2) 采用现金所得税率构建企业避税指标，这一指标的计算会较大程度地受到所得税会计方法的影响。2007 年开始实行的新《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企业统一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企业的所得税信息。因此，2007 年之后的企业所得税信息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为探究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文章建立了如下实证模型:
TA_CETR 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用于衡量企业避税程度。避税指标 TA_CETR = ATR-CETR。其中，ATR 表示企业实际适用的所得税率，CETR 表示企业的现金所得税率，等于企业实际的所得税现金流 支出/利润总额。借鉴刘骏和刘峰( 2014) 和 Li et al． ( 2017) ，企业实际的所得税现金流支出 = 企业的所得税费用 － 递延所得税费用 + 期初应交所得税 － 期末应交所得税。此外，在 CETR 的计算过程中，借鉴已有文献的常用做法( Hanlon ＆ Heitzman，2010) ，剔除了利润总额小于等于 0 的样本，并对 CETR 缩尾至［0，1］的区间。 MINWAGE 是主要关注的变量，表示公司注册地所在省、自治区或直辖市当年的月最低工资标准上限( 单位为千元) 。由于国家允许深圳市制定适用于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因此注册地为深圳市的上市公司采用深圳市的月最低工资标准( 陆瑶等，2017) 。 为了形象地呈现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本文按照各年度最低工资标准的高低，将企业等分为五组，并分别计算了各组公司避税程度的平均值与中位数。将每组公司的避税情况列示在图 1。图 1 的结果非常直观地显示，企业当年度所在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相比其他地区越 高时( 即最低工资标准的排序变量 Rank_MINWAGE 的值越大) ，企业的避税行为越严重，这初步印 证了 研 究假设 。 表 2 列示了模型( 1) 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表 2 的结果分为三部分: 首先，第( 1) 部分的回归分析中只是加入了年度和行业的固定效应作为控制变量，结果显示，MINWAGE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之后，在第( 2) 部分加入了除地区层面固定效应之外的所有控制变量，MINWAGE 的结果依然不变; 最后，在第( 3) 部分加入了地区层面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在控制地区层面的不变因素后，MINWAGE 的回归系数依然在 5% 的置信水平显著为正。
[1]蒋灵多,陆毅.最低工资标准能否抑制新僵尸企业的形成[J].中国工业经济,2017(11):118-136. [2]许和连,王海成.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J].世界经济,2016,39(07):73-96. [3]李磊,马欢,徐刚.最低工资、机器人使用与企业退出[J].世界经济,2023,46(01):12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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