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D文献复刻 | 创新驱动政策与城市创业活跃度（免分享）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渐进式改革政策,自2008年起已累计经历六轮试点城市批复,覆盖31个省份的 78 个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区),是中国创新驱动政策的集中体现。该政策的核心目标在于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升城市自主创新能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政策的内容包含集聚创新资源、健全创新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和改善创新创业环境等方面,涉及“政产学研金”等主体,是一个较为系统的促进创新发展的政策体系。创业作为创新成果转化、商业化应用的重要形式之一,连接着创新动力与经济发展,因此,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也高度关注创业问题。那么,创新驱动政策是否切实提升了城市的创业水平?进一步地,其影响机制又是什么?然而,当前相关研究重点评估了创新驱动政策的创新效应(李政和杨思莹,2019:杨仁发和李胜胜,2020),对其产生的创业效应尚语焉不详,缺乏系统研究。事实上,如果说创新效应是创新驱动政策的首端,那么,创业效应则更接近于创新驱动政策的终端-一经济发展。一方面,创业作为创新活动的一项延伸环节,有利于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政策或将也影响其创业活动,产生创业效应;另一方面,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明确关注创业问题,其优惠政策与制度安排势必对创业活动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期分享的文章尝试从创业效应层面考察创新驱动政策的实施效果,识别创新驱动政策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01 文献简介
被解释变量。创业活跃度(Entre_ Activation)。作为一种反映区域层面创业活动积极程度的核心指标,创业活跃度被广泛用于宏观层面的创业度量(田毕飞和陈紫若,2016;杜运周等2020)。科学刻画城市创业活跃度,其关键在于得到每个城市的新创企业数量。《中国统计年鉴》中的私营企业数据被视为较好的数据源(李宏彬,2009),但因其仅到省级维度且未包含所有类型新创企业数,所以不适用于城市层面的创业研究。为此,本文将企查查数据库作为数据采集平台,搜集整理了考察期内1.3亿多条企业微观数据,并根据企业成立年限、地址、行业类型等信息,将企业数据匹配到相应城市,分类整理得到各城市不同年度所有类型新创企业数的“全量”面板数据。进一步地,为克服城市规模的影响,本文参考周小虎(2018)等,在基准回归中主要采用人口法,即将城市人口作为标准化基数,以城市每百人中新创企业数作为创业活跃度的测度指标。相较于以企业数量作为标准化基数的方法,人口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区域内企业规模异质性而产生的度量偏误问题。
核心解释变量。创新驱动政策(Inno_Policy)。本文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城市类型虚拟变量与政策实施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Group x Post)表征创新驱动政策的政策处理效应(Inno_Policy)。具体地,本文将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 Group 设置为1,作为实验组,将非国家创新型试点城市设置为0,作为对照组;将试点政策实施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 Pos分别设置为0和1。由于当前的创新型试点城市是在 2008-2018 年期间分批设立的,因此,不同创新型试点城市的时间虚拟变量并不完全一致。
见推文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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