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数字政府建设已经进入快车道，成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环。根据云计算开源产业联盟的计算，2023 年中国政务云市场规模预计能够达到 1203.9 亿元。同时，政务服务平台的内容不断扩展，办理便捷性和准确性都有所提升。识别数字政府建设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对其背后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是更好地发挥数字政府建设对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关键。基于此，本期分享的文献从数字政府建设加强政府内部竞争的视角，系统考察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
▪ 文献来源：周荃,葛尔奇,陈希路,徐现祥.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理论机制与跨国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12):49-68
▪ 数据与代码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 (jqte.net)
▪ 关键词：数字政府；经济发展；政府内部竞争；合规成本
▪ 主要内容：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围绕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证据。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务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政策制定者在预期数字政府使用率高于临界值时选择建设数字政府；当企业能够自由选择通过线下平台或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时，会加强政府内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实证上，基于2002～2019年全球167个经济体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劳均产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减少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时间和所经历的程序数目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切实提高数字政府的使用率，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创新点：（1）视角方面，将关于数字技术影响经济发展的研究拓展到了数字政府领域；（2）理论方面，提出了数字政府建设会增强政府内部竞争，从而提升政府治理效率这一新的作用机制；（3）实证方面，本文利用跨国证据揭示了数字政府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验证了数字政府建设产生的合规成本效应和财政支出效应。
文章试图研究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增强政府内部竞争促进经济发展，为此构建了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 i 代表经济体， t 代表年份，
代表经济体 i 在 t 年的劳均产出的对数， DGit 代表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μi 和 λt 分别代表经济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Xit 为参考 Barro（2003）加入的一系列经济类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份额、工业增加值占比、贸易开放度和城市化率。
表 1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第一行报告的劳均产出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佩恩世界表 10.0 版，时间跨度为 2002～2019 年，通过一经济体用 2017 年美元不变价度量的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除以劳动力人数计算而得，并做对数化处理。
表 1 第二行报告的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即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利用在线服务指数（Online Service Index，OSI）度量，数据来源于历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E-GovernmentSurvey）。由于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并非逐年提供数据，实际涵盖年份为 2002 年，2003 年，2004 年，2007 年，2009 年，2011 年，2013 年，2015 年，2017 年和 2019 年。本文试图研究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增强政府内部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在线服务指数能够较好地衡量数字政府与线下平台间的竞争程度。例如，在 2019 年，联合国的志愿人员根据一个涵盖 148 个问题的在线服务调查量表，以普通公民用户的角色对各经济体在经济体层面的网站进行评估。在线服务调查量表中涵盖网站是否具备一些功能的问题，例如“能否在线登记注册新企业”、“能否在线申请建筑许可”。在线服务指数的取值范围在 0～1 间，数值越大意味着该经济体中有越多的事项可以经由数字政府办理，线下平台面临的竞争越强。因此，本文使用在线服务指数作为经济体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代理变量，并将其数值扩大 100 倍，以便于解读。整个样本中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均值为 42.521。
然而，在线服务指数只度量了政府通过线上提供政务服务的范围和质量，并未考虑居民是否能够有条件或者有能力通过线上平台获取政务服务。因此，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同时报告了各经济体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dex，EGDI）。具体而言，各经济体的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是由在线服务指数、电信基础设施（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Index，TII）和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HCI）的加权平均数计算得出。其中，电信基础设施指数度量了各经济体电信基础设施的发展状况，人力资本指数则度量了各经济体居民使用数字平台的能力。电子政务发展指数越高，说明当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实际产生的影响更大。整个样本中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均值为 48.358。随后是本文主要的控制变量。劳均产出是衡量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维度，我们根据文献引入一系列可能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份额（占 GDP 的比重）、工业增加值占比（占 GDP 的比重）、贸易开放度（进口加出口占GDP的比重）和城市化率。其中，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贸易开放度来自佩恩世界表 10.0 版，其余数据来自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
表 1 的最后四行是与本文所论证的机制相关的变量。其中，我们通过费用得分、时间得分和程序得分三个变量来衡量各经济体企业的合规成本，使用世界银行历年《营商环境调查报告》中涉及成本、时间和程序的数据计算而得（详细的计算方式将在后文对应的章节陈述）。这三个变量分别衡量各经济体企业在办事费用、办事时间和办事程序上的便利度，取值范围均在 0～100 之间，分值越大表明企业的办事费用越低、时间越短、程序数量越少。公共服务支出数据来自联合国统计司经济统计处（The Economic Statistics Branch of the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联合国统计司通过对政府职能的划分，将政府支出分为十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公共秩序和安全、经济事务、环境保护、住房和社会福利设施、医疗保健、娱乐文化和宗教、教育、社会保护。本文利用各经济体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政府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情况。
▪ 文章原网址：《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 http://www.jqte.net/
表 2 汇报了使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本回归结果。在第（1）和第（2）列中，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在第（1）列中，我们仅控制经济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此时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系数为 0.003，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显著，表明当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每提升 1%，经济体劳均产出会提升 0.3%。在第（2）列中，我们加入上述控制变量，此时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人口增长率显著为正，工业增加值占比显著为正，贸易开放度变量显著为正，其余变量不显著。考虑到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在线服务指数）主要衡量的是提供政府线上服务的水平，可能无法全面反映各经济体电信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以及公民是否具备使用数字政府的人力资本水平，因此在表 2 第（3）和（4）列中，我们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电子政务发展指数。我们采用与前两列相同的做法，发现在更换变量度量方式后，电子政务发展指数的回归结果同样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的结论：数字政府建设对经济体的劳均产出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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