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环境治理制度的发展历程，前期多以命令控制型规制政策为主，辅之以排污收费制度（涂正革和谌仁俊，2015）。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日益严重，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逐渐发挥作用，以排污权交易制度最为典型。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基本思想是在明确排污权产权属性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使全社会污染治理总成本最小，从而实现环境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控制污染排放总量的目的（涂正革和谌仁俊，2015）。从理论上讲，排污权交易制度实施的直接效应是降低企业污染排放量与倒逼企业绿色生产，间接效应则是通过资源流动促进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为社会绿色发展带来福祉（张小筠等，2020）。那么，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否发挥了二氧化硫减排的环境治理预期效果？相应地，排污权交易制度给微观企业转型带来何种影响，微观企业是否存在“主动求变”的策略选择，是通过绿色创新改造落后的生产设备及工艺，还是转向服务型制造向产业链下游延伸？本期分享的文章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对此展开详细讨论。
▪ 文献来源：孙晓华,张竣喃,李佳璇.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来自“排污权交易”的微观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1):90-109
▪ 数据与代码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 ( http://www.jqte.net/）
▪ 关键词：市场型环境规制；排污权交易；转型升级；服务优化；创新激励
▪ 主要内容： 充分发挥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的作用，激发企业主体自主减排潜力，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健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改革的制度解析为基础，从价值链的新视角讨论市场型环境规制下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机制，在理论上提出微观主体向下游延展的服务优化效应与向上游攀升的创新激励效应。在经验研究方面，将中国企业污染数据库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匹配获得微观样本，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检验了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转型升级路径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在发挥二氧化硫减排作用的基础上，推动了制造企业以延展价值链为导向的服务转型，表现为创造嵌入式服务和挤出混入式服务的优化效应，但没能倒逼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意味着市场型环境规制下制造企业并没有选择创新升级；排污权交易通过提高客户集中度和固定资产投入，降低流动资产及营销支出，达到制造企业服务优化的效果；面对市场型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制造企业没有增加研发投资，而是优先实施末端污染治理实现减排目标。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排污权交易制度、建立环境治理协同机制、助力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 创新点：（1）在理论分析上，从价值链的视角揭示了市场型环境规制下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机制，创新性地讨论了向价值链下游延展服务优化效应和向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创新激励效应，提出制造企业会优先选择服务转型而有条件地选择技术创新升级的研究假说；（2）在识别方法上，以是否有利于价值链的纵向延伸为标准，将制造企业涉及的全部服务业务加以归类，分为延长价值链的嵌入式服务和与价值链无关的混入式服务，弥补了传统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制造业服务融合测算方法只能衡量投入服务化水平，无法识别产出服务化程度进而探讨制造企业价值链延伸情况的不足，拓展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领域的研究方法（刘斌等，2016）；（3）在实证与应用研究上，将中国企业污染数据库与制造业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一一匹配，全面细致地考察了排污权交易对制造企业污染排放和转型升级路径选择的影响，精准地研判了作用机制，首次为市场型环境规制与产业转型升级的经验研究提供微观证据，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机制，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CNDD-0035 上市公司污染排放明细
CNDD-0019 WIPO分类下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量
排污权交易作为一项分批在试点地区开展实施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为本文采用双重差分
方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本文将 2007 年起在 11 个省份①正式实施的排污权交易试点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DID）考察排污权交易的环境治理效果以及对制造企业的转型升级效应，基本模型如下：
其中，Yit作为被解释变量，表征企业 i 在第 t 年的二氧化硫排放量、服务融合水平以及绿色创新水平。Treat 为政策分组变量，Post 为时间分组变量；Control 则为控制变量组，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 产 负 债 率（Lev）、资 本 劳 动 比（Capla）、股 权 集 中 度（Cocen）、投 资 支 出 比（Inexr）以 及 盈 利 能 力（Grow）；γ 为时间固定效应；θ 为企业固定效应；ε 表示随机误差项。
从准自然实验的识别方法看，“排污权交易”试点的效果评价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偏误，即污染排放相对严重的地区被中央政府优先选择进行“排污权交易”试点改革的可能性更大，这样一来，在自然实验的评价过程中将面临无法有效分离试点政策效果与实验组自身特定属性的问题，进而难以准确评估实验政策的净成效。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分为代表污染减排效果的二氧化硫排放量，以及表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服务融合与绿色创新。一方面，关于污染减排的有效性检验，对于可能存在的样本自选择偏误，在基准回归中选取空气流通系数作为是否纳入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工具变量，解决实验组试点地区选择的内生性问题，进而获得准确的政策评估效果。另一方面，关于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与自然实验本身（“排污权交易”政策）不存在密切关系，具有较强的外生性。因此，通过“排污权交易”在 11 个省份的试点，研究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满足“准自然实验”（Quasi-Natural Experiment）的假定，能够评估出较为准确的政策效应
企业污染排放水平：本文选择二氧化硫排放量加以取对数的形式作为企业污染排放水平的衡量指标，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使得大气污染特别是二氧化硫成为主要污染指标之一；二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已成为中国二氧化硫排放的最主要来源；三是二氧化硫作为民众可感知的最直接空气污染物，多项减排目标政策均将其作为主要污染物。另外，在排污权交易试点中，二氧化硫更是被明确规定为总量控制的主要污染物。
制造企业服务融合水平：根据与制造品价值链的关系，借鉴服务相关性的概念，即制造企业提供的服务业务与其主营产品之间的一致性程度或紧密程度（Josephson 等，2016），本文将制造企业所涉及的全部服务业务细化为 17 种类别。其中，前 8 类服务是基于制造业价值链延伸的服务业务，包括产品安装和售后维护、远程监控和测试、软件和信息技术解决方案等，将其界定为嵌入式服务（陈漫和张新国，2016）；后 9 类服务则是与价值链无关的，具体包括贸易分销、物流、金融、房地产、酒店餐饮、旅游服务等，称之为混入式服务（孙晓华等，2020）。本文采用服务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制造企业的服务融合水平（张峰等，2021）。
制造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本文采用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加以取对数作为制造业绿色创新活动的核心衡量指标（方先明和那晋领，2020；马永强等，2021），并采用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加以取对数表征企业的高质量绿色创新（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邵朝对等，2021）。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挑选出企业涉及的七大类绿色专利②。原因在于，相比于研发投入的较高失败率和较强不确定性，创新产出可以被视为企业创新资源投入与创新实施效率的最终体现，能够更为直观地反映企业的创新水平（Cornaggia等，2015）。同时，考虑到企业的专利授权获取步骤烦琐，且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干扰，采用更具稳定性与及时性的专利申请数量表征绿色创新产出水平更为合理（周煊等，2012）。此外，与授权日期相比，专利申请可以较少受到腐败因素以及检测过程不确定性的影响，能够更好地反映企业的实际创新水平（Tong等，2014），因此，本文将专利申请年度视为绿色创新产出年度。
双重差分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Treat×Post）。其中，Treat为分组虚拟变量，当样本制造业企业处于“排污权交易”试点地区时取 1；否则为 0。具体而言，在基准回归中，若上市公司位于 2007 年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十一个省市时，其分组变量取 1，否则为 0；Post 表示政策冲击的时间虚拟变量，“排污权交易”试点前取 0，之后则取 1；Treat×Post 即表示分组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系数则为双重差分估计的“排污权交易”的政策效应。
利用企业层面污染数据，检验排污权交易试点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表 1 汇报了排污权交易的DID 估计结果，第（1）列和第（2）列为样本匹配前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可以看出，重点考察变量Treat × Post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制造企业的 SO2排放量，实现了制造业污染减排。
为保证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处理组与对照组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政策干预前结果变量在两组样本中保持一致的发展趋势。图 2 显示了双重差分估计的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实施前不存在明显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见推文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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