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D文献复刻 | 数字金融发展与电商助农效率(免分享)

中国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在过去的十几年日臻完善,农村居民互联网普及率由 2012 年的27.6% 迅速增长至 2020 年的 55.9%,城乡之间可接入性的“数字鸿沟”加快弥合。在此背景下,县域电子商务迎来了空前的快速发展期,成为影响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但是,在县域电商深化发展的过程中,产业链短板正在逐渐暴露。多数地区的农村电商产品出自家庭作坊式生产或个体加工受制于场地、人员和设备等条件,无法进行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进而影响到农村电商产品在电子商务平台上的“合规销售”。同时,银行融资的门槛较高,贷款准入和担保措施要求较高,农村金融服务普遍存在覆盖面窄、融资成本高、资金利用效率低的问题。数字金融的兴起似乎为解决农村电商个体的资金紧张问题带来了转机。根据 CNNIC 的统计,截至 2022 年 6 月,中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 58.8%,相比于半年前增加 1.2个百分点,中国农村地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为 2.270 亿人,占农村网民的 77.5%。随着数字金融向农村地区普及,农村居民能够获得更多低成本、广覆盖的包容性金融服务,这为农村居民的规模化生产和扩大电商经营提供了可能。因此,数字金融的发展可能为弥补农村电商产业链的短板带来解决方案,进一步提高电子商务促进农民增收的效率。

01 文献简介

▪ 文献来源周亚虹,邱子迅,任欣怡,朱博鸿.数字金融的发展提高了电商助农的效率吗?——基于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的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7):70-89
▪ 数据与代码来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 ( http://www.jqte.net/)
▪ 关键词:数字金融 电子商务 农民增收 电商助农
▪ 主要内容:数字金融和电子商务的结合为提升农民收入水平带来了新的机遇,但鲜有文献研究二者的协同效应。本文基于中国政府开展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进行分析,从数字金融缓解农民融资约束这一角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能否提高电商助农效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增强了电子商务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其作用机制是补充传统金融,缓解农民的融资约束。异质性研究表明,在平均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电子商务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的影响更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相比于政策的其他渠道,网点建设、品牌营销与数字金融的结合,对促进农民收入提升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本文研究发现拓展了当前有关数字经济和农民增收的文献,并为新时期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提供了参考。
▪ 创新点:(1)从数字金融和电子商务协同视角考察这两个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从数字金融缓解农户信贷约束进而促进生产的角度来考虑数字金融的发展是否提高了电商助农的效率,将电子商务和数字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两部分文献连接起来是本文的一个重要贡献;(2)深入考察了地区特征或禀赋如何影响数字金融对电子商务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拓展了影响数字金融与电子商务协同效应的情境因素研究,为中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参考;(3)从示范县的各个资金用途出发,具体考察了数字金融提升电商助农效率的具体途径,为后续政府制定农村电商发展政策、发挥数字金融和电子商务在助力农民增收中的融合作用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02 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选定可能与无法观测的地区特征相关,而这些无法观测的地区特征同样可能会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比如,一些具有特色农业或特色文化的地区可能会更容易选定为示范区。本文使用的数据结构为面板数据,在估计方程时加入县域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并允许核心解释变量与非时变的不可观测因素相关。在估计政策效应时,参考 Beck 等(2010),本文使用广义双重差分法,这种方法将一般双重差分法中的处理组-时间交互项替换为随个体和时间可变的政策虚拟变量,用于识别渐进推进政策的效果。模型设定为:

其中,i 表示县域,p 表示省份,t 表示时间。Xipt 为县域其他控制变量;αi 表示不可观测的非时变县域特征,即县域固定效应;δ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时间趋势;θpt 为省份-时间趋势,用以控制不同省份的不可观测的宏观经济变化;ϵipt为误差项。式(1)所对应的政策评估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已经有不少讨论,示范县政策效应并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本文重点关注的是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否提升电商助农效率,基于此本文建立模型:

 本文感兴趣的系数是交互项 policy × digfin 的系数 β3。如果 β3 大于 0,则说明数字金融的发展 强化了电子商务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在进行估计时,本文统一采用聚类到县域的标准误,交互 项各乘子均进行去均值处理。

被解释变量:文重点关注农民增收,因此选取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lninc)作为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policy),本文参考唐跃桓等(2020),借助中国政府开展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这一准自然实验识别电子商务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定义 policyipt为示范县政策变量,如果 p 省份的县域 i 在 t 年为示范县,则 policyipt 赋值为 1,否则为 0。除了 0-1 型政策变量之外,本文为了研究电子商务示范县政策的不同渠道与数字金融的协同作用,定义政策强度变量网点建设(net)、中心建设(center)、物流建设(logistics)、品牌营销(sale)、电商培训(train)为各示范县计划将政策资金投资于各渠道的比例。各政策强度变量来源于各县域人民政府官网,其中部分缺失数据由同年同省份其他示范县的平均值进行补充。数字金融发展(digfin):本文使用县域“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全国各个县数字金融的发展情况。该指数的编制依托蚂蚁金服的交易账户大数据,具有极强的代表性和可靠性。除了有一个总指数衡量地区数字金融的总体发展情况外,该指数还下设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三个一级指数,在使用深度指数下又下设支付、货币基金、信用、保险、投资、信贷六个二级指数(郭峰等,2020)。在应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研究时,需从多个维度考察结果之间的异质性(郭峰和熊云军,2021)。为了厘清数字金融、电子商务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除了使用数字金融总指数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之外,还进一步考察了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信贷指数和支付指数这四个子指数与电子商务和农民收入的关系。本文将 p 省份的县域 i 在 t年的数字金融指数除以 100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统一记为 digfinipt,具体使用到的一级指数和二级指数将会在回归结果中标明。

03 数据与代码

▪ 文章原网址:《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编辑部 
▪ 数据详情:    

04 实证结果

本文重点关注数字金融的发展是否提高了电商助农效率。本文对式(2)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2所示。本文发现,除了支付指数,其他指数与示范县政策的交互项均显著为正,可以说明数字金融的发展确实强化了电子商务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普惠金融总指数与示范县政策的交互项系数估计值为 0.026,且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具体的含义为:县域普惠金融总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①,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平均增加 0.026%。特别地,本文发现,使用深度指数和信贷指数本身并不显著,但是二者与示范县政策的交互显著大于零。使用深度指数度量了数字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信贷是数字金融使用的重要一部分。在数字信贷使用较为频繁的地区,电子商务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更大,这也符合本文理论部分的论述。

05 获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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