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环保部门间以及上下级环保部门间如何进行有效分工协作是中国地方环保制度建设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既有研究对环保垂直管理和属地管理的优劣进行了探讨,发现两者兼具利弊。本期分享的文章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作为政策冲击,构建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从微观企业绿色投资视角,系统评估了改革产生的基层治理效应、作用机制、约束性因素以及对地区环境的实际影响。
01 文献简介

▪ 文献来源张琦,邹梦琪.环境治理垂直改革的效果、基层机制与影响因素[J].经济研究,2022,57(08):172-190.
▪ 关键词:环保垂直管理改革;企业绿色投资;环境治理;基层机制

▪ 内容简介:文章以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作为外生冲击,分析了环保权限部分上收及执法重心下沉所发挥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 改革显著促进了地方污染企业的绿色投资,并改善了地区环境质量。在机制检验中,省级环保部门监管能力与基层环保部门独立性的同步增强,提升了地区环保执法力度,进而实现了治理效应。在影响改革成效的约束性因素分析中,地方政府具备较强环境治理动机、面临较低的税收依赖,以及企业的国有属性、面临更小融资约束均会提升地方政府及污染企业对改革的配合意愿,从而增强改革效果。

▪ 创新点:立足于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实践,通过识别垂直管理在环境治理方面产生的效果及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传统环境分权理论。②通过分析省以下环保垂直改革中地方政府为主导,污染企业为主体的环境治理逻辑,从环保视角丰富了基层治理理论。③有效识别了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的治理效应,并揭示了作用机制“黑箱”,为全面评估中央对优化基层环保管理体制的系统性、全局性实践,提供了严谨的经验证据。

▪ CNDD相关数据推荐:

CNDD-0033 上市公司环境治理补助
 02 研究背景与研究假设

▪ 制度背景

当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表现出如下特征: 政府层级越低,其设定的环境工作目标越模糊,中央—省—市三级政府呈现出环境工作目标精确度下降的趋势( 详见图 1 的左图) 。反观经济维度,地方经济增长的内生动机进一步引发了政府层级间“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各级政府在对本地区经济增长目标设定时,会进行“自我施压”,在上级政府目标设定的基础上实现“层层加码”(周黎安等,2015; 余 泳泽等,2019) ( 详见图 1 的右图) 。经济竞争的“自我加压”以及环境治理动机的“层层减弱”直接导致了地方政府层级越低,经济增长压力越大,环境治理动机越弱的现实状况,即下级政府环境治理动机普遍低于上级政府是我国地方环境治理的典型事实。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的层层削弱,以及地方环保部门执法独立性受限, 直接导致基层环境治理乏力的严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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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基层环境规制易受地方政府干预的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立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2016 年 7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六次会议通 过了《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 见”) ,明确提出了“调整地方环境保护管理体制”等工作方向。根据意见,原环保部、中央编办统筹确定了改革试点,并要求试点省份要力争在 2017 年6 月底前完成试点工作。2018 年11 月,生态环境部正式颁布了《关于统筹推进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工作的通 知》,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分类推行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工作。该项改革具备以下特征( 详见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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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强化了省级环保部门对基层环境治理的监管力度,提升了基层环保执法的独立性,削弱了基层政府对环保执法的干扰程度。改革将环境执法权赋予市级环保部门统筹安排,但执法重心大力向县域基层下沉,最终提升基层环保执法力度。

 ▪ 研究假设:

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强化了省级环保部门对下级环保部门的监管,降低了地方政府对基层环保部门的干预,提高了基层环保部门的规制独立性,促进地区环保执法强度提升,迫使企业面临更高的污染查处概率和处罚成本。污染企业将不得不通过增加绿色投资,缓解改革对其总体盈利能力的负面影响。理论分析逻辑如图 3 所示。基于此,文章提出假设: 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能够有效促进辖区内污染企业开展绿色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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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研究设计

▪ 实证策略:
文章以 2013—2020 年重污染行业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以中央推行的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作为政策冲击,参考 Beck et al. (2010) 构建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全面评估了改革对环境治理的实质性改善作用。考虑到文章研究微观污染企业面对宏观环境规制而作出的治理回应,这里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投资作为环境治理效果的代理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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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改革实施对企业绿色投资决策影响的滞后性,将解释变量环保垂直管理改革( Vertical) 定义为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辖区内企业在该省环保垂直管理改革方案实施次年及以后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Controls为一系列企业及企业注册地所在省( 自治区、直辖市) 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定义如表 1 所示。此外,为了尽可能消除遗漏变量对回归估计的干扰,文章还控制了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 θ、行业 × 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 τ × ω、行业 × 年度层面的固定效应 τ × μ。下 标 i,p 及 t 分别代表企业、省级以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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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实证分析

下表报告了省以下环保垂直管理改革对污染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第(1) 列观测了仅控制企 业、行业 × 省份、行业 × 年度层面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第(2) 列至第(4) 列逐步加入了控制变量。第(1) 列回归结果显示,改革变量(Vertical) 的系数为 0. 0949,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该项改革实施以后辖区内企业绿色投资水平明显上升,并且在第(2) 列至第(4) 列中逐步加入企业基本面(FirmControls) 、子公司数量及占比(SubsidiaryControls) 、地区特征(RegionControls) 控制变量后,上述系数及显著性未发生明显的变化。综上,该项改革的实施产生了显著的治理效果,促使辖区内污染企业显著增加了绿色环保方面的资金投入。此外,鉴于部分企业绿色投资变量为 0,文章也采用面板 T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估计。回归结果如第(5) 列所示,与 OLS 回归估计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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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验证基准回归是否符合平行趋势,文章参考 Gilje & Taillard(2016) 和 Amore & Minichilli (2018) 的研究构建动态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检验,模型中构建了一系列虚拟变量。Beforepj被定义为省( 自治区、直辖市) p 辖区内重污染企业在改革方案颁布前的第 j 年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Afterpk被定义为省( 自治区、直辖市) p 辖区内重污染企业在改革方案颁布以后的第 k 年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考虑到体制改革和企业绿色投资变化的滞后性,文章以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 改革方案颁布的当年作为比较基期。图 4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改革实施方案颁布以前受影响组与未受改革影响组之间无显著差异,满足双重差分设计的前提条件。而且改革实施方案颁布以后,改革对辖区内企业绿色投资的提升作用随着时间的变化逐步增强。这说明该项改革作为一项体制性改革发挥了长期环境治理效应。而且在改革实施方案颁布以后,随着改革逐步推进,治理效应变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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