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企业股权质押变量：

于连超,董晋亭,毕茜.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基于控制权转移风险的防范视角[J].会计研究,2022(12):60-76.

▪ 文献内容：

股权质押为控股股东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其控制权转移风险。文章以环境信息披露为研究视角，探讨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情境下，企业是否会策略性披露环境信息来防范控制权转移风险。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促进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表现为正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升但质量不提升，负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均下降。动因检验发现，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在于稳定股价、政治寻租、投资获取。进一步分析发现，当新《环保法》实施、产权性质为民营、资金去向为自用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还发现，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不以企业环境绩效提升为基础，仅是一种环境信息管理。文章结论揭示了控股股东在股权质押情境下的环境管理行为，对于监管部门完善资本市场监管制度、投资者改善投资决策、企业优化环境管理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考虑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存在时间差， 因而文章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滞后一期， 构建模型（1）来检验相关假设。

其中，i为企业，t为年份，EID为环境信息披露， 包括正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 负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 ，POCSE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 Controls为控制变量， μfirm为个体效应，νyear为年份效应， ε 为随机扰动项。具体的变量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策略性属性主要表现为 “报喜不报忧” “定性不定量”， 因而本文从正面和负面、 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来识别企业策略性环境信息披露。参考沈洪涛和冯杰（2012）、毕茜等（2012） 等学者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文章分别构建企业正面和负面环境信息披露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１所示。在此基础上， 文章从水平和质量两个维度测度企业正面和负面环境信息披露， 其中：企业正面（负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是指当企业定性披露相关正面（负面）环境信息时取１，否则取０，然后求和，并加１取自然对数；企业正面（负面）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指当企业定量披露相关正面（负面）环境信息时取１，否则取０，然后求和，并加１取自然对数，据此衡量企业正面环境信息水平和质量（PEIDL、PEIDQ）、 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水平和质量 （NEIDL、NEIDQ）。其中， 定性披露是指环境指标有文字描述， 定量披露是指有数量化的信息，如货币化的信息。 

2.解释变量——控股股东股权质押

文章构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虚拟变量（POCSE）， 其变量定义如下：POCSE是指若企业年末控股股东存在股权质押行为时取 １， 否则取 ０。

为了分析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情境下, 企业是否会策略性披露环境信息来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 文章从正面和负面环境信息披露两个方面进行检验｡ 表 4 列 (1) 和列 (2) 报告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正面环境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 POCSE 对PEIDL 的回归系数为 0.063, 通过显著性检验; POCSE 对 PEIDQ 的回归系数为 0.023,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见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促进企业提高正面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 但不能促进 企业提高其质量｡ 结果表明, 为了降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 企业倾向于披露更多的正面环境信息, 但是这种正面环境信息披露仅是表面上的文字 性表述, 缺乏实质性的定量化表述, 表现为企业正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提升但质量不提升｡ 表 4 列 (3) 和列 (4) 报告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的回归结果｡ POCSE 对 NEIDL 的回归 系数为-0.046, 通过显著性检验; POCSE 对 NEIDQ 的回归系数为-0. 042, 通过显著性检验, 可见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不仅会促使企业降低负面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 还会促使 企业降低其质量｡ 结果表明, 为了降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带来的控制权转移风险, 企业倾向于隐藏更多的环境负面消息, 而且这种隐藏效应不仅体现在文字性表述上的减少, 还体现在定量化表述上的减少, 表现为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均下降｡ 由此可见,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促进企业策略性披露环境信息来降低控制权转移风险, 表现为企业正面环境信 息披露水平提升但质量不提升, 企业负面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均下降｡

[1]Kai Guo, Bin Ke, Song Tang,Private firms’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share pledging by controlling shareholders of publicly listed firms: Evidence from China,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Volume 80,2023,102393.

[2]汪先珍,马成虎.股权质押与公司估值：理论与实证[J].金融研究,2022(12):187-206.

[3]毛捷,管星华.地方政府纾困政策的效应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2,57(09):8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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