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DD-0084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百万级观测值）
▪ 常用度：★★★★★
▪ 稀缺度：★★★★☆
▪ 新颖度：★★★☆☆
▪ 总体级别：12颗星
✔ 常用度：是数据市场中需求指标，是指该数据在经济管理类学术论文中使用频率。
✔ 稀缺度：是数据市场中供给指标，是指该数据在其他数据库的出现频率。
✔ 新颖度：是数据市场中生成指标，是指该数据在生成时方法新颖程度和工作量。
▪ 数据获取内容：
▪ 文献来源：
为了考察行业内企业平均规模、市场垄断程度、国有控股企业比例与创业活动之 间的关系，本文建立了如下 Probit 计量模型:
其中，下标 i、j 和 k 表示个人 i 在行业 j 工作，居住在城市 k。行业 j 以 2005 年全 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 2 位数行业代码来表示。“创业ijk”为个人是否创业的哑变 量，1 表示个人创业，0 表示否。根据 2005 年全国 1% 抽样调查数据中的就业身份为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家庭帮工，文章使用两种创业的定义: 一是广义上，用雇主和自营 劳动者的就业身份代表个人创业; 二是狭义上，用雇主的就业身份代表个人创业。“企业规模jk”表示城市 k 行业 j 中企业平均规模的对数，以该城市具体行业的企 业平均就业人数的对数表示; “市场集中度jk”表示城市 k 行业 j 的市场结构，以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度量:
其中，Xa 代表企业 a 的规模，即企业 a 的就业人数; X 代表企业 a 所在行业的总 模，sa = Xa /X 代表企业 a 在行业中的规模占有率，hhi 越大表明市场集中度越高，行业的市场垄断程度越高; “国有控股企业比例jk”表示在城市 k 行业 j 中国有控股企业在该城市相应行业总企业数中所占比例，以此度量国有企业行业垄断程度。在回归分析中使用的是带有% 单位的数值。由于行政性垄断由政府的强制行政力形成，政府通过赋予国有控股企业特权实现过度保护，该指标可用于表示行政性垄断的程度。同时使用城市 k 行业 j 中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收入在行业中所占比例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同时控制了一系列的个人特征变量、城市特征变量以及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增强检验结果的可靠性。“个人ijk”是一系列个人变量，具体分为: (1) “个人教育”，即个人受教育年限; (2) “本地户籍”，即具有本地还是外地户籍，使用哑变量进行表示，具有本地户籍的为 1; (3) “工作经验”，以“个人年龄－个人受教育年限 － 6”来度量; (4) “男性”，以哑变量表示的 性别，男性样本为 1; (5) 个人婚姻状况，有单身、已婚、离异、丧偶等情况，以一组哑变量 表示，将单身作为对照组。(6) “少数民族”，以哑变量表示，少数民族样本为 1。
同时，文章也控制了一组城市变量“城市k”，具体包括: (1) “城市教育”，以个人受教育年限的平均值表示; (2) “工资”表示城市职工平均工资的对数，该变量代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于在统计年鉴中城市级的人均 GDP 数据不准确，因此使用职工平均工 资来度量经济发展水平; (3) “三产”，即第三产业在 GDP 中的占比，表示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 (4) “政府支出”度量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该变量是为了控制政府干预程度对创业的影响; (5) “就业密度”，以二、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比例表示; (6) “外商直接投资”代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用来衡量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
表 2 的回归结果(1) 列示了基本的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以雇主和自营劳动者表 示企业家，系数代表边际效应。与 Glaeser 等( 2010) 的基本结论一致，在中国，城市行业内企业平均规模与市场集中程度显著负向作用于创业活动。
由表 2 的回归结果(1) 可知，在加入城市行业内国有企业比例与行业、省份固定效应后，城市行业内企业平均规模与市场集中程度对创业的负向作用不断减弱，这表明在行业和地区层面，个人成为企业家不仅受行业中企业平均规模、市场集中程度影响，行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行业、地区特征也会对创业活动产生显著作用，行业内以及同一省份中企业规模越大、市场集中程度与国有控股企业比重越高对创业的抑制效果就越强。需要强调的是，在表 2 第(1) 组第 2 列的基础上加入国有企业比例之后，市场集中度的系数明显下降，这表明，垄断对创业活动的阻碍与国有企业比例高度相关， 这种垄断表现为行政性垄断。
此外，表 2 的回归结果(1) 表明，在个人特征中，本地户籍居民相对于外来居民更 不可能创业。在文章所研究的样本里，本地居民中以雇主表示的企业家占比 4. 13% ， 而外来居民中企业家占比 6. 45% ，大于本地居民的企业家占比，这很可能是由于户籍歧视，尤其是大城市的户口限制政策，导致外来人口相比本地居民的工作机会减少， 从而外地户籍居民更倾向于创业。另一种可能是，更具有创业精神的人群更可能在城市间流动。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都说明，外来人口是城市创业活力的重要来源。此外，男性相比女性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如表 2 第( 1) 组回归所示，个人受教育水平越高，被企业雇用的可能性越大。
由于文章使用的服务业微观数据是 2008 年的经济普查数据，而个人创业数据为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这种做法实际上假设了地区－行业指标在几年间变化不大，但是，时间上的“倒挂”的确可能带来内生性问题，如地区创业氛围浓厚会使该地区私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更多，从而国有企业占比和市场集中度下降。因此，文章也使用了 2010 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 CFPS) 数据进行验证，减少反向因果可能导致的内生性估计偏误( 见表 2 第(2) 组回 归) 。与主体 Probit 模型一致，在 CFPS2010 数据中，企业家群体的定义为私营业主和个体经营户。由于 CFPS2010 数据中行业的划分比经济普查数据的行业更粗，因此使用的企业规模、市场集中度以及国有控股企业比例这 3 个变量是根据 2004 和 2008 年 经济普查数据计算的城市层面变量，从而与 CFPS2010 数据中的城市进行匹配。由表 2 的第( 2) 组回归结果可知，核心变量国有控股企业比例的系数符号不变，但是，由于该变量是城市级指标，变异度小，在控制了行业和省份固定效应后，国有控股企业比重的系数不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略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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